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，上海就是依靠中央下达的烟叶调拨计划生产卷烟，上海对调拨计划的完成情况，经常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，如全国供销合作总社、农产品采购部、商业部、轻工业部等等。一遇到灾害缺货年份，计划完成不好，我们上海的报告一份接一份向有关部去汇报，要求督促、支持，尤其是上等烟叶做中华的原料计划，请示汇报更多、更勤。在主管部门感到为难时，也不得不向国务院办公室汇报，因为一旦影响中华牌香烟的计划完成，牵涉到特需、礼品烟的供应就成大事了。国务院的办法就是开出介绍信，凭国务院介绍信去产区督促调运，产区因有国务院的介绍信也不得不作最大努力抓集中，抓复烤，抓调运，尽一切力量尽可能去完成调上海的计划。

从上等烟叶中去挑选中华原料比例不大，当年一般仅10％左右，需要提供的数量很大。记得1980年烟叶减产，上等烟紧张，山东临沂地区有7包上等烟调到开封烟厂，省公司知道后，责成必须追回，调给上海，否则停止对开封一切调运，开封烟厂只得把7包烟叶用零担运往上海，说明了对上海调拨上等烟保证中华烟生产的严肃性。

生产“中华”烟最大的问题是原料，刚开始生产时，用的原料全是进口烟叶，后用国产烟叶替代，质量不够上乘。1954年，轻工业部食品工业管理局派出工作组到烟厂，就“中华”烟质量问题开展调研。在研究试制国产烟叶替代中，使用了许昌、山东、福建、贵州等烟叶（从一、二级烟叶中选把）。在计划经济的年代，中央规定，上述地区的一、二级烟叶全部调拨到上海，以确保“中华”烟的生产量。同时规定，“中华”烟配方由食品工业管理局管理，调整配方结构须得到批准